西汉大器晚成丞相公孙弘生平公孙弘结局公孙弘子女

西汉大器晚成丞相公孙弘生平公孙弘结局公孙弘子女

汉武帝时代，更多的是论及武帝的雄才大略和他手下的名将如卫青、霍去病等抗击匈奴，开疆阔土，建立了无数功勋，很少有提及武帝时默默工作的文臣集团。正如人吃多了生猛海鲜，反而对粗茶淡饭更感兴趣。名将如海鲜，文臣如淡饭，二者协调方能大可治天下，小则调人味。下面介绍的便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人物——公孙弘。

潦倒前生

公孙弘（公元前200—前121），字季，淄川薛邑人，从“少时为狱吏，有罪免”，可以推测他的出身不应该很清贫。狱吏虽小但也是官啊。至于后来所谓的“穷的帮人放猪为生”更多的还是失去小吏之位后对生活不满的一种发泄，而并非是为了谋生而从事的职业。更明显的例子就是40岁后开始学习儒家经典，钻研《春秋》。如果是普通的农人家庭是很难有这样的认识的。这里也不得不钦佩一下公孙老兄，人都说三十而立，而公孙弘已过不惑之年，虽然仍是一无所成。但他没有放弃，而是努力的去学习新的知识。这一点真的是太可贵了。毕竟时间并不仅仅使人衰老，更消磨的是一个人的斗志。

“牧豚（猪）海上”的生活不知过了多久，史书也没有更多的记载。从他40岁后倾心于儒学经典这一选择来看，他对时代的脉搏的把握不可谓不准确。毕竟汉初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，在当时看来研究黄老子才是正途，儒学就有些偏门了。

果不其然，汉武帝初登帝位，就开始将统治思想从黄老之学向儒家经典转变。我们的这位孝武皇帝不在看重无为而治，而要有为而治。即位后建元元年（公元前140年），发布求贤令诏举贤良方正。年已60岁的公孙弘慨然应征，（真可谓等的花儿也谢了）多年的混迹已使公孙弘对生活，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更能投年少气盛的武帝所好，很快得到了武帝的赏识，被拔出列，任为博士（不是今日的博士，官位）。汉武帝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出使匈奴，归来后估计对武帝发表的一通贤良方正的“以德怀远”的迂阔之论，没能得到武帝的赞许，反而惹怒了武帝，“还报，不合上意，上怒，以为不能，弘乃移病免归”。此次入世的失败，归其原因：主观上公孙弘的表现可能平庸了，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武帝年少气盛做事过急，在未能掌握实权的情况下大肆的宣扬儒学，打击其他的学说，这大大的侵害了很多非儒的不满，朝野上下以窦太皇太后为首主张无为而治的思想还比较根深蒂固，不是轻易可以动摇的。“毋奏窦太皇太后”终于彻底激怒了太皇太后，她断然予以镇压，在这次朝野的动荡中，武帝所提拔的倡儒之士都受到了一定的打击，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免职，御史大夫赵绾、郎中令王臧皆被逼自杀。六年后，随着窦太皇太后的去世，武帝几年的磨练已经逐渐的掌握了实权，开始他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政策。武帝倚文景四十年生聚之财、挟国富民强之威，要做大有为之君，在此背景下，公孙弘第二次踏上了他的政治生涯。

大器晚成

元光元年（公元前134年），武帝再次颁发了求贤诏，年望七十的公孙弘第二次被淄川国举荐应贤良文学对策。这次武帝出的题目内容是上古尧舜为什么能风调雨顺、风俗朴实、政治清明，要贤良文学们从“天文地理人事之纪”作答。公孙弘则在对策中提出了“治民”八条。
臣闻上古尧、舜之时，不贵爵常而民劝善，不重刑罚而民不犯，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；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，深刑重罚而奸不止，其上不正，遇民不信也。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，必信而已矣。是故因能任官，则分职治；去无用之言，则事情得；不作无用之器，即赋敛省；不夺民时，不妨民力，则百姓富；有德者进，无德者退，则朝廷尊；有功者上，无功者下，则群臣逡；罚当罪，则奸邪止；赏当贤，则臣下劝：凡此八者，治民之本也。